摘要：本文以山东博物馆收藏的临淄地区战国时期几何纹提花绮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织物的结构特性和组织纹样。研究表明：战国时期齐国的绮织物与商周早期以及战国时期楚国的绮类织物提花的纹样外观相似，均显现斜纹效果，但它们的提花方式又有所不同。这两件织物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研究这些丝织物可以真实地展现当时齐国丝绸染织技术的发达程度。

关键词：战国丝织品；绮；提花技术

1. 前言

2013年8月，山东博物馆接收了一批捐赠的文物，相传出于淄博临淄地区。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研究员等5位专家鉴定，其中包含的一批纺织品属于战国晚期的实物。在清理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在一只履的表面粘附有两件平纹组织的提花织物残片，织物质地柔软、轻薄。

残片1：最大尺寸7.0cm×6.0cm。织物外观呈现深褐色，表面有黄色星点状显花，呈现出规则的提花图案，破损，有条状撕裂痕，表面还粘结有一块带动物毛发的硬结物。（图1（1）、（2））

    残片2：最大尺寸11.0cm×5.0cm。织物外观为长条状，呈现深褐色，表面有黄色星点状显花。在织物的局部有浅蓝色污迹，破损，缺失严重。（图2（1）、（2））。从图3中可以看出残片2的幅边和明显的锁边痕迹。 

    两件织物都较柔软、轻薄且透光性好。工作人员对保存相对较好的残片1进行了透光试验，其透光性接近于纱。（图4）

    2.  研究方法与结果

 2.1 织物显微结构观察

 两件织物的结构特征完全相同，由于织物残片2残破严重，所以，此次研究仅对保存较好的织物残片1进行微观结构观察。此件织物的地组织为平纹结构，地经为无捻褐色丝线，投影宽度为0.18mm左右，经线密度28根/cm；纬线为无捻黑色丝线，投影宽度为0.12mm左右，纬线密度26根/cm；纹经为无捻黄色丝线，投影宽度为0.11mm左右，根据纹经的显花特点，相邻两根最近的纹经之间横向间隔4根地经，相邻两根最远的纹经之间横向间隔12根地经，可测量出纹经经线密度为4根/cm。三种丝线都具有较好的丝线光泽，呈扁平状。（图5、6）。

从图7可以看出，黄色纹经从织物正面的一个平纹组织点穿入背面后，即悬浮在织物背面，直到需要显花时，才从下一个平纹组织点穿出至织物正面，与褐色地经并行排列后，再与黑色纬线进行一上一下交织，形成平纹组织。由于纹经在正面显花点的数量有所不同，因此，造成纹经在织物背面的背浮线的长度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或短或长的扭曲线段。

2.2 提花图案研究

纹经在织物正面与纬线交织，纹经显花点纵向形成了条状的竖线，每两根距离最近的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为1个最小单元，由于表面显花点数量的不同，形成了长短不一的竖线条，不同列、不同行的竖线条经过有规律的排列，在织物表面形成了较为规矩的几何图案（图8）。

    通过对织物残片1表面纹经花纹的显微观察，研究人员绘制出了织物上几何图案的纹样图（图9）。几何图案从上至下大体分为7层，每层图案各不相同，每上下相邻两层图案相间排列；每一层图案由3列相同的竖线组合体组成。根据纹经显花的不同，两根黄色纹经之间横向间隔4根地经，每根纹经纵向与纬线交织，形成3个、4个或5个三种不同的提花点。

 为了更清晰的辨识每层显花图案的排列形式，研究人员对每层几何图案单独进行了微观观察，并绘制了纹样图和单元结构图。

2.2.1  第一层图案

第一层几何图案由横向三组相同的单元纹样组成。每一个单元纹样由2行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条构成，每上下相邻两行竖线条相间排列。第一行为纵向由5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第二行为纵向由4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图10、11）

    2.2.2 第二层图案

 第二层几何图案由横向三组相同的单元纹样组成。每一个单元纹样由5行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条构成，每上下相邻两行竖线条相间排列。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和第五行均为纵向由4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第四行为纵向由3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图12、13）

    2.2.3 第三层图案

 第三层几何图案由横向三组相同的单元纹样组成。每一个单元纹样由5行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条构成，每上下相邻两行竖线条相间排列。第一行至第四行均为纵向由4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第五行为纵向由3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图14、15）

    2.2.4  第四层图案

 第四层几何图案由横向三组相同的单元纹样组成。每一个单元纹样由4行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条构成，每上下相邻两行竖线条相间排列。每行均为纵向由4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图16、17）

    2.2.5  第五层图案

 第五层几何图案由横向三组相同的单元纹样组成。每一个单元纹样由5行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条构成，每上下相邻两行竖线条相间排列。第一行至第四行均为纵向由4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第五行为纵向由5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图18、19）

   2.2.6  第六层图案

第六层几何图案由横向三组相同的单元纹样组成。每一个单元纹样由5行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条构成，每上下相邻两行竖线条相间排列。第一行和第三行均为纵向由4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第二行、第四行和第五行均为纵向由5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图20、21）

   2.2.7 第七层图案

第七层几何图案由横向三组相同的单元纹样组成。每一个单元纹样由2行纹经显花点形成的竖线条构成，每上下相邻两行竖线条相间排列。第一行为纵向由4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第二行为纵向由5个显花经浮点形成的线条组成。（图22、23）

   2.2.8 小结

从残片1表面的纹经显花纹样可以看出，每层图案的构成均不相同。由于织物残存的面积较小，可能未显示出更大的完整单元循环图样。同时，也表现出工匠在织造过程中是经过精心设计后，才以细小的经浮点准确的将纹经所要显示的图案织造在织物上，体现了古代手工业者精湛的技艺。

3.  讨论

3.1织物的提花技术

这两件平纹显花织物的提花技术，运用了战国丝织品中锦类织物上常用的挂经工艺。挂经在提花时，就以经浮浮于组织点之上，平时沉在织物背面。这种挂经工艺的使用弥补了织物色彩不足的缺点，实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1]

这两件织物的地组织为单层平纹组织，其经密、纬密及透光性介于绢和纱之间。纹经有规律的分布在地经一侧，在显花部位，与地经并行排列，与地纬交织，不显花时则被抛浮在织物背面。纹经不加捻，张力相对较小，较松弛，便于提拉显花和抛浮，估计要分别采用两个卷经轴，才能上机织造。经向显花的纹经在织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改变色彩，不能任意增减纹经线或其他经线的数量及变换位置。^[2]这种平纹地提花经显花的织物可称之为早期的提花织物，它用较少的局部丝线增添了织物的色彩和纹饰，改善了织物的艺术效果，是当时纺织技术的一个重要成就，也是后世出现的纬线显花和妆花织物的早期雏形。

3.2 织物种类

我国的丝织物提花技术约形成于商周时期，《周易·系辞上》："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指出了提花的原理是通过综片的运动，织出花纹。从考古实物分析，我国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小提花织物，其组织为在平纹地上显经浮花，即利用地部与花部经线的浮长不同，产生不同的光线反射效果，形成暗花图案。^[3]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保存的商代铜钺上，发现有回纹暗花织物；^[4]在故宫珍藏的一件商代玉刀上，也有雷纹的暗花织物。^[5]这些暗花织物的特点是图案遍地密布，十分均匀，图案的直线构成几何形，这些直线均粗细相同，相互垂直. ^[6]在织法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形成花纹的经线浮长分布在每根经线上。第二类是小提花织物，只有奇（偶）数经线上的经线浮长构成花纹图案，即一组经线是1/1平织，另一组经线一般以3/1的经浮长，形成花纹。^[7]这类织物在汉代被称为绮。但绮作为丝织品的名称，已见于战国的史书，《战国策·齐策》："下宫糅罗纨、曳绮縠，而士不得以为缘。"《楚辞·招魂》中也有“纂组绮绣”之句。在已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中，即有这种平纹地显示斜纹花的小提花织物，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彩条纹绮、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杯纹绮、复合菱形纹绮等。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织物，由黄色纹经运用提花技术显示小花纹，花纹从视觉上显示出类似斜纹组织的几何纹图案。但实际上，根据纹经显花的不同，两根黄色纹经之间横向间隔4根地经，每根纹经纵向与纬线交织，使之构成具有3个、4个或5个经浮点的特殊组织结构。这些平纹组织点是由地经和纹经并丝后与地纬一上一下交织形成的。它的提花纹样与商周早期以及战国时期楚国的绮类织物提花的纹样外观相似，均显示斜纹效果，但它们的提花方式又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汉人刘熙在《释名》中对绮的外观特点的描述：“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 因此，这两件织物同属于绮类织物，可定名为几何纹绮。

3. 3 织物的颜色特点

文献中对古代绮织物色彩亦有记载。汉代的《说文》；“绮，文缯也”。文缯就是有花纹的平素类织物。宋末元初的《六书故》云：“织素为文曰绮，织彩为文曰锦。”，认为绮是素地起花纹，并无色彩。但是，乐府诗《陌上桑》中却有“缃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的诗句。说明绮多为素织，织后染色，但也不乏有色彩相间织制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发现的彩条纹绮即为色彩相间的一种。这两件织物残片的地经为褐色，地纬为黑色，纹经为黄色，通过地经与地纬，纹经与地纬的交织，形成了织物相间排列的色彩外观，虽然组织结构较简单，但它是用不同颜色的丝线织造而成，给织物外观增加了彩色效果，也应属于一种彩色绮。

4.  结语

《史记·货殖列传》：“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东汉班固 的《汉书·地理志下》：“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这些记载都显示了当时齐国作为丝织业中心的重要地位。目前，山东地区出土的战国丝织品，见诸报道的只有临淄郎家庄东周一号墓葬出土的碳化织物印痕，其中有绢、锦、丝编织物、刺绣残片、麻织物和草编物，未发现有绮类织物。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几何纹提花绮相传出于齐国故城临淄，作为战国时期广泛使用的高档丝织品，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承载着古代的纺织科技和文化信息，为研究古代齐国发达的丝织业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研究这些纺织品可以真实地揭示当时齐国地区丝绸染织技术及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参考文献：

[1]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p68。

[2] 张宏源，《谈妆花织物与挂经织物》[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四期，p89。

[3] 屠恒贤，张培高，《商周时期的提花技术》[J] 《丝绸》，2004年第5期，p43。

[4] Sylwan,V,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BMFEA,No.9,1937。

[5] 陈娟娟，《两件有丝织品花纹印痕的商代文物》[J] 《文物》，1979年第12期，p70。

[6] 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p41。

[7] 屠恒贤，张培高，《商周时期的提花技术》[J] 《丝绸》，2004年第5期，p43。